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发言纲要和作者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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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闻社 北京时间：2007年07月04日05时17分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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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從中共與一些東歐黨和北越黨的關係 --“中國聯繫”--出發考察世界共產黨國家在五十年代中期由非史達林化引發的解凍，並強調中國模式或毛主義在這場政治巨變中的作用和受到的衝擊。“中國聯繫”可以包括三個方面。第一是中共的土改、思想改造(整風)、和對知識份子和文藝工作的政策對北越產生的影響和在1956-1957年間受到的批判。在這個意義上北越1956-1957年的解凍實際上並不是反史達林主義，而針對的是毛主義。“中國聯繫”的第二個方面是中共從1956年初開始提倡的“雙百方針”、從1956年初到反右前寬鬆的知識份子政策、以及承認社會主義社會記憶體在著人民內部矛盾等等。這些政策也是毛主義或中國模式在特定歷史階段內的組成部分，客觀上是對此前的很多政策的修正，在實踐中不但鼓勵了中國知識份子發出自己的聲音，而且無疑鼓勵了東歐和北越黨內的改革派和異議知識份子。東歐把毛主義和中共模式的這個方面借用來作為對抗史達林主義和蘇共強權的意識形態武器，而在北越，異議知識份子則用毛主義和中共模式的這後一個方面來對抗它們的前一方面。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模式在蘇聯鎮壓匈牙利革命後繼續在東歐和北越發揮影響，客觀上為政治異議提供了一定的空間，直到中共發動反右運動為止。“中國聯繫”的第三個方面是毛主義和中共模式對自由化運動最終的鎮壓，在時機的選擇和方法的使用上都給了東歐和北越自由派知識份子和黨內改革派以最後和最致命的一擊，宣告史達林死後社會主義陣營自由化運動的終結。
今天從“中國聯繫”的角度回顧這段歷史，我們既可以看到在蘇共20大後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毛主義和中國模式對共產黨陣營“解凍”的推動，更可以瞭解早在那個時候，毛主義就和史達林主義一樣成為亞洲共產黨國家中知識份子批判的對象。因此，對毛主義的否定，早在它發展到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並導致文革的災難之前十年就已經出現了。這個歷史認識是對中共官方和形形色色的毛派和左派對毛主義所謂的“三七開”(其實質是為文革意識形態以外的毛主義辯護)的有力反駁。
程映虹，江苏苏州人，1959年生，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研究兴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国际影响。曾在《读书》、《二十一世纪》、《世界历史》、《当代中国研究》等中文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多篇，有《卡斯特罗传》和《西窗东眺》出版，也在《中国季刊》、《冷战研究》、《现代亚洲研究》、《世界历史杂志》、《历史罗盘》和《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等英文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博士论文《塑造新人--从启蒙运动观念到社会主义现实》将由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
“议政”与“干政”—— 张东荪和中共 （概要）
戴晴 Dai Qing
張東蓀在1957
與他來往的人：何克之、鄧之誠；
不再與他來往：
領袖：毛、周、北平地下黨、統戰部；
中央政府委：宋、黃、李；
前民盟領袖：章、羅、儲、葉；
學術界：哲學；傳媒；
遭遇——陸平：徹底清除出北大。
張東蓀與中共
1920年代：思想啟蒙——建黨、辨證唯物主義、社會變革的三大論爭；
1930年代：民族解放——歡迎中共抗日；
1940年代：抗日及反專制獨裁——協定、老政協、國民大會；
得到政權之後：退回學術、保持獨立而不可得；
剿滅：
知識份子與統制政權的關係（四不許）：
不許“分一杯羹”
不許“幹政”
不許“議政”
不許不稱頌
中國“現代化”百年（1915-2015）——
統治者——從皇上向公僕的轉變
被統治者——從順民向公民的轉變
戴晴：女，1941年出生于重庆，1966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66-1978 在航天部和公安部从事技术工作，1979开始写作，1982-1989光明日报记者、《学者答问录》专栏主持人。1989后居住北京，言论封杀、行动限制的所谓“自由职业”。著有《储安平与党天下》、《王实味 储安平 梁漱溟》《走出现代迷信》等多部作品。
反右运动中派发了一百八十万顶「帽子」（概要）
丁抒 Ding Shu
全國總共抓了多少右派，連當時的中共中央也不甚清楚。如一九五八年上半年時毛澤東認為是三十萬，一九五九年八月時，反右和反右「補課」都已結束，他仍認為是四十五萬。如今中共官方正式公佈的右派人數是「五十五萬多」。
但即使官方無意做假，此數字也要比實際右派人數為少。因為其中並不包括當作右派鬥爭、處理，但未列入右派名冊的人。除此之外，有些人有利用價值，不宜公開定為右派，而稱為「內控右派」。因此，全國右派總數應接近六十萬。
如今中共官方正式公佈的右派數目精確到了個位數。但是，它從未提過不在「五十五萬」名單內的「中右分子」。毛澤東屢次提到「中右」分子：「地、富、反、壞和右派分子，這些人堅決反共……包括一些現在劃為中間偏右還沒有觸動過的右派。」「右派是反對派，中右也反對我們。」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全國將「中右」當做一種正式的帽子派發，而且中右分子「實際上按敵我矛盾處理。」
全國各地「中右份子」的總數約為右派數字的四分之三，即近四十萬。
此外，「右言分子」或乾脆就叫「右派言論」也未計入「五十五萬」，其數量也很大。如江西武寧縣「右言分子」數目就比右派還多百分之四十。
還有「疑似右派」。在下達全國的《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中，中共提出「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間的疑似分子」的概念。於是各地將「疑似右派」另劃一類，也算作「分子」。如安徽泗縣有一百一十七名「疑似右派」。
還有一大批人因發表「右派言論」而被戴上其他非右派類帽子。譬如廣西上林縣，一九五七年七月至九月將一○七○名教師集中「參加運動」，除右派外，還抓了一百五十八名「反革命份子」和「壞份子」。
江蘇省江寧縣，「以所謂『右派言論』戴上其他帽子遭受處分或被批判」的有二百四十四人，超過右派人數的一倍。由此推算，全國因「右派言論」而被戴上「其他帽子」的總數當不下五萬。全國「右言分子」、「疑似右派」，以及「其他帽子」的總數至少有二十萬。
中共中央規定，工人農民中不抓右派，「反社會主義分子」卻不能放過。反社會主義分子實際也按敵人處理。反右中揪出的「反社會主義份子」和「壞分子」，一般是合在一起統計的。如遼寧海城縣，除五百八十名右派外，「反社會主義份子」和「壞份子」有二百四十八名。四川省什邡縣右派僅一百二十一名，而在工人、農民、城鎮居民中抓了九百七十八名「反社會主義份子」！據中共黨史專家廖蓋隆說，全國反社會主義分子的總數超過了右派的數目。所以也在六十萬上下。
所以，在「反右派鬥爭」中，一百八十萬人戴了「帽子」、有「分子」頭銜，有據可查。至於不屬任何「分子」的分子，那就無從統計了。
丁抒，祖籍江苏东台，1944年出生于四川小城合川东津沱。抗战胜利后随家人迁居上海。1962年入清华大学。1968年赴安徽丹阳湖农场劳动。1970年赴辽宁葫芦岛，任职某研究所。1979年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翌年赴美，入纽约市立大学。毕业后以授课为业，余暇研究中国当代史。著有《阳谋》、《人祸》。
一部个人档案和一个历史时代（概要）
杜高 Du Gao
1. 上個世紀末的一個奇跡：一部“杜高檔案”的出現和它的公之於眾。
2007年初，一位旅居澳洲的年輕學者又公佈了他收藏的“杜高檔案”遺落的一冊。
這是迄今為止，五十五萬個右派分子留在人間的一部最完整的未經任何改動的原始檔案。
2. 歷史與人是不可分離的。歷史是具體的，歷史的本質只能從人的歷史命運中去認識。
從一個人的命運去認識一個歷史時代，這也許就是這部檔案受到當代人關注的原因。
3. 檔案包含著的歷史內容：1955年的反胡風運動，1956年的肅反運動，1957年的反右運動，以及對右派分子的強迫勞動改造。
4. 歷史是不能忘卻的。一個沒有勇氣在“今天”拷問“昨天”的民族，是不會有“明天”的。
杜高：戏剧影视评论家，1930年生于湖南长沙，幼年受进步文化的影响，十二岁参加抗日救亡演剧活动，后进报社工作，开始写作。新中国成立后，发表文艺评论，剧本，散文随笔等各种文体作品。十九岁出版第一本文艺评论集。1955年牵涉于胡风反革命案，1957年被划为以吴祖光为首的“二流堂”“小家族”右派小集团成员，劳动教养12年，历经二十四年坎坷。1979年右派问题平反改正后，恢复工作。先后担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戏剧出版社总编辑，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当代电视》主编等职。近年来，因一部《杜高档案》的出现，出版了回忆录《又见昨天》一书，受到广泛关注。
反右运动与民主革命 （书面发言概要）
杜光 Du Guang
要更深刻地認識1957年的反右運動，就必須把它同民主革命聯繫起來考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意味著一個民主主義新階段的到來。但1953年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和隨之而來的“社會主義改造”，卻使中國從民主主義倒退到封建專制主義。經過這一變動的中國社會，知識份子成了唯一能夠威脅專制制度的社會力量。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的秘密報告和“雙百方針”的提出，喚起了知識份子對民主自由的呼求；幫助共產黨整風的號召，更推動了全國範圍的大鳴大放。雖然就大多數後來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人來說，他們並沒有意識到運動的民主革命性質，但他們所提的批評建議，實際上都形成了對專制制度的抨擊，體現了反封建反專制的民主實質。
在參加鳴放的社會群體中，比較明確地意識到自己投身于一場民主運動的，只有民主黨派和青年學生。民主黨派中比較突出的是民盟，青年學生則以北京大學的“五一九民主運動”為代表。他們不僅強烈呼求民主自由，而且已經認識到這是一場“鬥爭”或“戰鬥”。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吹響了“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號角，開始了撲滅民主革命的反右運動。這個運動的最大特色是，全部過程都是由毛澤東一手策劃、操控的。這個大獨裁者為了打擊民主力量，挑起知識份子對民主自由的呼喚，然後“聚而殲之”。這個奇特的歷史現象，是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過去未曾有過，今後也不會再有。反右運動還有兩個值得注意的特徵，一是以黨代法，二是以言定罪、以文定罪。接受反右運動的教訓，應當把依法治國和新聞出版自由作為現階段民主革命的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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