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苗：为穷人说话与穷人话语权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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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闻社 北京时间：2007年09月10日12时25分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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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苗（北京）
托克维尔在1828年的一封论英国历史的信中写道，合理的平等是人类唯一的自然状态，因为许多民族从不同的起点，经过不同的道路达到了那里。经济改革并没有如期解决共同富裕问题，相反加剧了贫富差距。精英的自由和民众的平等没有融为一体，自由就如同泼在煤中的水，本来是降火的，结果导致火势越大。贫富差距和精英的优越感将唤起新一轮的平等感。很多人很奇怪，一些自由派人格分裂，一方面悲悯穷人农民没有话语权，鼓吹农会，另一方面却爱富嫌贫，争先恐后的为富人说话，忙着在在穷人屁股上踢几脚。摁住老百姓，不让表达，而让权贵大行其道。
这样的思路下去，穷人没有嘴巴是必然的，被抛弃也是必然的，除非他有一种力量。正面的影响力没有，就只能靠反面的破坏力，没有嘴巴，就只能靠拳头。穷人对社会构成威胁了，就进入了政治。自然就会进入主流的视野。有人形象地说，富人越富带着印币机走路，穷人越穷带着悲愤想翻身。
过去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为什么总是以造反和推翻的形式来解决的。关节点就是稳压阶层儒家知识分子，老把自己放在天平统治者一边。兴，百姓苦。在世道好的时候，他们尊君维护王道乐土，维护礼教。危，百姓更苦，在世道不好的时候，他们更是扼住抗争的喉咙。
在中国，平等感的增长，与士大夫知识分子地位的沉浮成反比。从秦政以来，除了士大夫是进入政治社会的，而其他阶层都在政治社会的，尤其是农民可以说是处于黑暗之中。科举制度通过几位少数机会的公平竞争，只能带来"一线天"：也就是极少数的人才能上升政治社会,而大多数人是没有机会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的一切社会资源，财产、地位和荣誉，都由政治社会中的权力来支配。
其他阶层积攒了数千年的对士大夫阶层的怨恨，在人民主权确立的时代中终于爆发。1895年的立宪，在人民和皇帝之间插入一部宪法，人民主权开始确立。1905年于是进一步废除科举。这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举动，两千多年来士大夫对人民基于自然的统治被废除了。五四运动从精神上废除了儒家的文化法权。要翻身作主的人民跌跌撞撞来到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士大夫阶层的底层精英乡绅也被消灭了。再到文革，知识上现代化的知识分子，又再次被毛泽东打断脊梁骨。
只有知识分子下降到民间，才能解决这个矛盾。才知识分子从庙堂之高走下来，下降到公民社会中间，和人民组成联盟，避免人民自发变为暴力流血革命。才能够形成可以与权贵相对抗的政治力量，以政治对抗政治，以力量对抗力量，形成均衡，才有可能让富人妥协，才有可能让穷人不用造反。
知识分子 当心， 搞市场经济和"先富"起来，是在养猪，猪大了要杀掉。确实有这种可能性，民生倾向如果没有沿着法治宪政的轨道走，就可能走民粹主义的路数，再次国有化征收。还有就是洗一步的用暴力革命流血再分配，穷人造反。
这两步确实要避免，可是这并不是对穷人谆谆教诲可以行得通的。穷人其实比富人害怕革命，没有实在没有活路的时候，其实都是受气包。可是即使每一个人穷人、知识分子都赞同"告别革命"，并且"告别革命"当成红宝书天天念诵好不好，可是美好的意图不能当饭吃。
违法腐败富人权贵一步一步紧逼，不给活路，这时候知识分子如果要为穷人做事，那就是挡在"推土机"前面，对富人训诫说理，对富人说话，把温暖的背影给穷人好不好。也就是对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一步一步紧逼的情形之下，知识分子就好心办了坏事，明显拉偏架。坏人十八般武器全来，茅于轼还谴责穷人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抱住穷人身子。
要避免民粹主义和未来革命，并不依赖于民众觉悟有没有知识分子高，而在必须把权贵当作恶人，把富人当作坏人，而不是功臣，因为富人的主流是坏的罪恶的。可以把阳光富人放到一边，或者当作盟友，我相信阳光富人也是痛恨黑恶富人的。这样才能够让知识分子避免，为了照顾少数阳光富人，而藏舞纳垢连黑恶富人也一概保护了，才能够让知识分子从庙堂之高走下来，下降到公民社会中间，和人民组成联盟，避免人民自发变为暴力流血革命。才能够形成可以与权贵相对抗的政治力量，以政治对抗政治，以力量对抗力量，形成均衡，才有可能让富人妥协 ，才有可能让穷人不用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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