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博闻社 | 联系我们 |
博闻社-新时代值得信赖的新闻社!
改进中
[中文首页] [英文首页] > 评论文章 > 张耀杰 :再谈茅于轼的“替富人说话”
张耀杰 :再谈茅于轼的“替富人说话”
博闻社 北京时间:2007年08月18日22时07分 发布
   
   茅于轼老师的《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只是他的一家之言,既不代表绝对真理,更不代表绝对谬论,他既没有权力也没有意向拒绝别人的严词批判。但是,批判他的人至少应该在学理上站在更高位的思想境界上而不是站地更低位的思想境界上,要不然你批评人家有什么意义呢?!
   
   我自己并不完全认同茅于轼老师的观点,而是坚决反对无理取闹的谩骂现象。单就“为穷人办事”来说,我认为它首先应该是掌握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政府部门的职责所在;其次是工会、农会之类的民间草根组织及非政府组织的职责所在;再其次才是有能力、有良知的公民个人特别是公共人物的自愿选择。对于现代公民来说,最为明智也最为优先的选择既不是“为穷人办事”也不是“为富人说话”,而是依法监督拥有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政府部门切实认真地履行为所有纳税人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
   
   我一直坚持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既不在于穷人没有素质,更不在于富人为富不仁,而是在于政学两界的官人和读书人政教合一的无耻合谋。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就是天底下最为无耻也最为流氓的一句话:在孟子眼里,出卖劳动力的穷人活该供养出卖灵魂的读书人即劳心者,出卖灵魂的读书人没有胆量去“劳心者治官”,却偏偏要欺软怕硬地去治理、去教化、去启蒙供养他们的劳动者即穷人,天底下除了中国的孔门儒教,哪里还有如此邪恶的正统教义呢?我最近写了一篇《“劳心者治人”与“劳心者治官”——政学两界的路径选择》,这篇文章中的核心理念就是告诉大家,中国政学两界的“劳心者”假如当真有良知、有骨气、有责任心的话,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劳心者治官”,也就是依法监督最高权力的治官安民,而不是像孔门儒教那样继续玩弄“劳心者治人”、“反贪官不反皇帝”之类耍流氓骗蠢货的鬼把戏。中国社会只有这样才能够彻底走出“官逼民反”的历史怪圈。
   
   茅于轼老师最引人争议的观点是替富人说话。现在的官商勾结说穿了就是官人替富人办事、富人反过来替官人赚钱。但是,官人可以利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为富人办祸国殃民、丧尽天良的坏事,却从来没有一个人敢于正大光明地替守法富人说上几句好话,这样的以立场、路线判定是非善恶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生态,其实是非常野蛮也非常邪恶的,随便一个蠢货编造出一套“存天理,灭人欲”式的绝对理由,就可以立场正确地灭掉别人的私人权利和个体生命。正是鉴于这种情况,茅于轼老师站在现代文明的人权立场上告诫国人:“除非自己现在是穷人,先打倒富人,等到自己变成富人之后再来保护富人。这对某一个人来讲的确很理想,但是对全社会来讲是没法执行的。唯一的办法是富人穷人同样保护。这就是人权。”把这样一句话再延伸一点,我自己认为连陈良宇、郑筱萸那样的贪官污吏的人权也应该受到程序正义的合法保护。在伊拉克,杀人魔头萨达姆遭受审判时法律程序是完全公开的,中国的陈良宇案、郑筱萸案为什么就不能够正大光明地公开透明呢?!
   
   在一个遵守游戏规则的市场平台上是不存在什么穷人与富人的阶级立场的,任何个人都可以利用相对平等的就业机会创造属于自己的一份财富。只有在权力之手不受约束的情况下,才会出现站在穷人一边压倒富人或者站在富人一边压倒穷人的阶级斗争,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按照马克思的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化扩大再生产,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公正也最为有效的创造社会财富的方式。资本家通过工商业投资一方面创造了社会财富,一方面也创造了就业机会。资本家与农村土财主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他没有把投资所得的利润或者说是剩余价值埋在地下变成死钱,而是再一次投入扩大再生产中继续赚取利润,同时也继续为社会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换言之,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就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同致富、和谐发展的主要动力。
   从另一方面来说,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有时候也确实会产生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的现象,这时候就需要掌握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政府部门主持偏向于弱势群体的二次分配,以便在富人与穷人之间达成一个不能让穷人活不下也不能让富人为富不仁的中间点。这样的二次分配在中国社会几乎是不存在的,中国社会迄今为止所存在的其实是特权分配。中国从农村到城市的医疗保障摊派到每一个人头上只有区区40元、80元钱,而部级以上高干随便住上一天医院动辄就是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元。
   最为恶劣的是,21世纪的中国人竟然不能够拥有组织自己的工会和农会的权利,在穷人不能够通过草根组织保障自己的合法权利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对于广大农民工极其残酷的剥削掠夺。当下中国的经济繁荣主要是通过对于农民工最大限度的疯狂剥削和对于城郊土地的野蛮掠夺而实现的奸商繁荣和贪官繁荣,受到伤害的除了穷人之外也包括合法经营的工商业人士,也就是茅于轼老师所说的“富人”。在公共权力不为全体公民提供人权保障甚至于连最低限度的市场规则和程序正义都不予遵守的情况下,新一轮的官逼民反必将是最具破坏力的人道灾难。
   
   回过头去看一看,在中国历史上只出现过小范围内杀富济贫的土匪强盗,却从来没有出现过大范围内杀富济贫的改朝换代,每一次的改朝换代其实都是政治野心家利用官逼民反的穷人抢天下、打天下的血腥杀戮,这种血腥杀戮的结果只能是穷人牺牲了生命、富人丧失了财产,只有独霸天下的专制皇帝才是最大的赢家。从这个意义上讲,一直在为穷人办事的茅于轼老师,能够正大光明地替富人说话,恰恰证明了他真正超越穷人与富人之间的阶级立场的眼光远大和胸怀宽广,这在中国社会里无论如何都是难能可贵令人敬仰的高风亮节。
   
   2007-8-17

测试版,改进中
博闻社版权所有,转载、引用请注明来源“博闻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