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读王从圣的《倾听老人！倾听茅于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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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闻社 北京时间：2007年08月13日23时12分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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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听浦志强律师说过，为穷人说话永远没有错误，但是很少有人替穷人办事，因为代价太大。为富人说话从来都是错的，却总是有人替富人办事，因为这样会有利可图。本人认为，在一个没有新闻出版自由的不让讲真话的国度里，浦律师的这番话其实只有片面的道理。一个有良知、负责任的现代公民，应该在自己的本职岗位或公共定位中，通过尽可能多的言与行推广传播现代文明社会人人平等的契约精神、程序正义和商业信用。换言之，在一个只讲官本位的身份专制而不讲人人平等的契约精神、程序正义和商业信用的前文明社会里，富人与穷人一样随时随地可能成为官权专制的牺牲品。用宪政制度打破官权专制的“劳心者治官”之治官安民，才是中国社会的真正出路之所在。
所谓的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本来就是为全社会创造财富同时也创造就业机会的双赢建设，到了耍流氓骗蠢货的德国疯子眼，却偏偏变成了阶级剥削与阶级斗争的神圣借口。这种阶级斗争从苏俄再到中国，所造成的是血流成河的人杀人、人吃人的人道悲剧。这样的悲剧再也不能发生和重演了。借用王从圣先生的话说：“挑拨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关系，用剥夺富人的办法去讨好穷人，事实上等于扼杀了一个国家的再生产能力。用不了多长时间，由于再生产能力的枯竭，穷人就会深受其害。如果富人被剥夺仅仅损失的是财产，那么，等到穷人受害的时候面临的可能就是饿死这样严酷的命运。这是危言耸听吗？不！有心的朋友你们仔细看一看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再看一看非洲国家民族解放之后的状况。在本质上，这些运动都是穷人针对富人的革命。”
附：王从圣《倾听老人！倾听茅于轼！！！》
中国有一句老话：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句话用在当今中国,我认为茅于轼就是这样一个值得我们倾听的老人。茅于轼告诫我们“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我们要“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在我看来这是老人历经人生风雨之后的智慧结晶。茅于轼老人敏锐地发现了中国面临的重大隐忧，而这正是许多人仍然懵懵懂懂的。
早在100多年前，中国知识分子就惊呼：中国正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直到今日，我们的民主制度依然没有完成。许多人都已经认识到：实现民主制度的政治变革必将在我们这一代完成。那么，实现这一变革最担心的是什么？大规模的政治动荡！激发大规模政治动荡的最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对权贵的仇恨和报复，对富人的嫉妒和剥夺。
古今历史，尤其200年来的历史都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以各种理由鼓动穷人对富人的仇恨是最容易得到响应的。政治野心家也最容易以这种方式找到支持者，并实现自己的独裁野心。结果呢，穷人推翻了一个又一个专制政权，却又陷入了一个又一个更加专制的政权之中。穷人的地位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比原来更加悲惨。
我们应当认识到：可怕的不是茅于轼这样声称为富人说话的人；最危险的乃是那种讨好穷人，将穷人吹上了天，而实际上诱使穷人替自己抛头颅、洒热血的政治野心家们。
我们也应当知道，正是那些声称解放穷人的理论才老老实地祸害了穷人。乌托邦主义就是这样的理论，它声称要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权，结果呢，这个政权统治三年多，就在仅有700万的柬埔寨祸害死了170万人多万人。
在不成熟民主国家，由于穷人有选票优势，也使那些讨好穷人的政治家如鱼得水。比如阿根廷庇隆这样的政治领袖，通过讨好大众，尤其是讨好社会底层大众，博得穷人的同情心来换取某种表面的支持和个人的权威。为了讨好大众，他们不惜许诺社会福利、开空头支票，寅吃卯粮，最终透支国家财政，使用于发展的资金严重不足，从而危机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最后受害的还是穷人。
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富人们掌握着大量的财富，也掌握着管理和技术经验。也就是说富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一个国家的再生产的能力。挑拨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关系，用剥夺富人的办法去讨好穷人，事实上等于扼杀了一个国家的再生产能力。用不了多长时间，由于再生产能力的枯竭，穷人就会深受其害。如果富人被剥夺仅仅损失的是财产，那么，等到穷人受害的时候面临的可能就是饿死这样严酷的命运。这是危言耸听吗？不！有心的朋友你们仔细看一看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再看一看非洲国家民族解放之后的状况。在本质上，这些运动都是穷人针对富人的革命。
这样的事实也足以引起我们的深入思考：恰恰是美国这样的对私有财产，当然主要是富人的财产给予了最好的保护的国家，他们的穷人的境遇得到了更好的照顾。这与茅于轼老先生的告诫是一致的。
用一句时髦的话来归纳：我们要建立一个和谐社会。什么样的社会是和谐社会？富人能够安心赚钱；穷人的境遇受到了良好的关照。也就说，富人和穷人都能够和谐共存。这样的社会才能够算得上和谐社会。
顺便在题外说一点个人偏见。随着个人年龄的增大，自己变得越来越保守。看书的时候我通常首先要看看作者的年龄。如果作者高寿，他的书通常就会引起我的重视。古人云：仁者寿。在我看来，一个人如此高寿，那他肯定对生活对社会的理解更加合理，更值得效仿。这样的作者如罗素，高寿98岁；丹宁勋爵，高寿100。他们的书我认为值得认真地品味。在中国古代，这样的作者如孔子高寿73岁；孟子高寿84岁。如果一个作者寿命短促，且生活斜僻，他的书我就不愿多读。在读到政治思想史的时候，有一个人叫福柯，我一看，只活了50几岁，而且还有同性恋等怪异的经历。不读！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鲁迅不是一个值得多读的作者，此人刻薄，短寿，狭隘。
遗憾的是，我们的历史常常受到很多这样斜僻的人的主导，这也许是我们人类不幸的一个原因。至少有两个疯子极大地影响了我们的历史，一个是卢梭；还有一个是尼采。他们的个人经历毫无可取，然而他们的思想，尤其卢梭的思想却深深地影响了我们这个世界。当发表《共产党宣言》的时候，马克思29岁；恩格斯27岁。虽然在那之后他们又活了不少时间，但他们的后半生完全是在完善自己年轻幼稚的梦想。他们实在太年轻，太不成熟。而经过了160年以后，我们仍然要将他们当作不可亵渎的神灵。这是我们悲剧缘由吗？
话说回来。在我的心目中，茅于轼是一个值得我们仔细倾听的睿智老人。倾听这样一个老人，也许会让我们少走很多的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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