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蜀:人生有幸遇良师——怀念王年一老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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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闻社 北京时间：2007年10月18日22时29分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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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他来信说：“关于‘文革’定义一稿，正在考虑中。要写，就要批评邓小平阻止总结‘文革’教训，就要批评胡乔木。兹事体大，要再考虑考虑。”
2004年9月28日是中秋节，王老师来信说：“今天是9月28日，中秋节，我在遥远的北方，敬礼你们全家节日快乐！问候伯父大人！”
他这封信写了5页多纸，详细谈了此前陈昭和金秋（吴法宪之女，留美历史学博士）来他家时的一些谈话，“我说，《重审》（注：指《重审林彪罪案》）的出版，是一个大胜利，可惜没有林豆豆的作品。”（他在信中对林豆豆作了一个很有趣的评价：“我感到她有点怪怪的，冷漠，少言，不苟言笑，好像对什么都没有兴趣，看到她我就想到林彪。林豆豆显然不同于常人。”）
王老师谈到他对几位来访者的讲话：“我又说，套句孙中山先生的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怎么努力？向文革方面扩展，抓要害。”接下来，他分别谈了他对陈昭、金秋和其他几位经常与他有联系的朋友有关“文革”研究写作的设想（也算是他的希望吧）。最后谈到我时，大概是对我编写的《林彪大事记》比较满意，他说：“您，建议专注于编一部《文革日记》，或称《文革大事详记》，或称《文革逐日纪事》，大部头，要有多人合作。现在想干事而无机会的人不少，可以找到一些。”
最后他写道：“今天过节，我在家中独自一人，也就写得长了些。/我感谢你几年来对我的热情帮助，你我不在一城，但已成为知己，所以我随便写来如上。”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情跃然纸上。
2004年10月25日，他来信说：“我的文章（评定义），想了不少，还未动笔。我正处在‘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境界。无从下笔。发现了这不是一个定义的问题（严格讲也没有定义），而是在‘彻底否定’的幌子下，实际上阻止人们反思（关于这一点有许多表现）。严格讲来，中国到今天还没有认真总结文革的教训，承继了许多旧的做法。”“清算文革，清算毛，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中国人批评日本人不敢直面历史，其实中国人更不敢直面历史。淡化文革，是邓的方针。中央一直在贯彻这一方针。这个麻（马）蜂窝，总有一天要捅开，不如由我们来捅。什么‘宜粗不宜细’，什么‘四项基本原则’，都是为了拥毛。什么‘稳定’第一，也是为了阻止人们清算历史。而清算历史是绕不开的。”
他在这封信的最后还说：“如与丁凯文兄联系，请代我向他致意。他主编《重审》，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一生能做此一件事，亦可知足矣。”
2005年3月19日，他来信说见到了那个令知识分子震惊的有关加强意识形态控制的讲话，“写文章的心思一丁点也没有了。何必硬往枪口上撞呢？构思了几篇：《〈历史决议〉的真实用意》，《淡化‘文革’为哪般》，《毛想成为世界革命领袖与文革的成因》，《林因何一再（约有五次）自责》。都因心绪不好而未进行下去。”
然而，要他不思考、不研究“文革”问题是不可能的。重新评价《历史决议》暂时不写了，他又转入了新的思考，即《毛想成为世界革命领袖与文革的成因》。2005年6月2日，他又来信说：
“在您的鼓励下，我打算再写一篇文章。明年是‘文革’发动40周年，香港《21世纪》通过卜伟华约我一文，开头我婉拒了，又想想应该写一篇，于是告卜伟华：我可能写一篇。”“我想写《毛泽东想当世界革命领袖》，后又想写《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谜——毛想把中国建成世界革命的根据地（或曰‘世界革命的样板’）》。做了不少卡片，但还没有想通，没有想清楚，这与我学力不够有关。因而我拼命读点书，现在想得很杂，很乱。”“《历史决议》没有真正总结历史教训，这与指导思想不正确有关。”“胡乔木一再说不知道毛搞文革想干什么，至今许多人不清楚。《历史决议》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毛是有目的的，他要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这个‘新世界’，不限于中国，要以中国为样板。在柬埔寨也进行了试验，一败涂地。”“毛要成为世界革命的‘导师’。”“‘第三个里程碑’是毛同意的，虽然他后来又否认了。”“毛有几次以世界革命导师的口吻，向全世界发号施令，号召各国人民如何如何。”“毛说过：‘世界革命的中心，这话不能由中国人说’，即应由外国人说。”
对文章写作的时间，他估计：“我在短期内不可能写成。离休后，懒散了，做事只想慢慢来。‘保命’第一，‘保先’还在其次。估计用两个月可以写出初稿。”
然而，一个多月后的7月21日，陈昭就用电子邮件发来了王老师写好的《毛泽东想当世界人民领袖——中国文化大革命发动四十年祭》，说：“王老师冒着暑热写文章，我刚录入完。”
我读了陈昭发来的文稿后，感到主要问题是，这篇不同于前几篇主要从史实上进行论述的文章，而是主要在理论上进行论述，而且主要是对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心理动机进行论述，题目太大，涉及的问题太多，有不少地方又是在揣测历史人物的心理动机，缺乏实证的依据；同时，文稿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与王老师所欣赏的王若水那篇几年前发表的《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相比，并无独特之处，等于是把王若水的观点重新作了一些更详细的阐述和论证。
我给陈昭发去邮件，简短地谈了些初步感想和几点技术性的修改意见。随后，我又反复重读文稿，对照查阅资料，再作了一些思考，于7月29日将进一步的意见用电子邮件发给陈昭，请他转交王老师。我和王老师交往多年，大家都相知甚深，已经习惯于实话实说，不必客套。因此，我直言说：“这次的文稿，我已认真看过两三次，并顺手作了一点小的修改，对有些地方也作了些考虑，甚至还考虑把题目改成《毛泽东为当世界人民领袖而发动‘文革’》。但因目前事多，还没有时间来集中精力作全面的详细考虑。这两天重读了韩钢的《中共党史研究的若干热点难点问题》（上、下），有些想法。”“我因长期主要致力于对文革史实特别是基层群众运动史实的了解和研究，对理论方面和涉及高层斗争方面的问题都没去下多少功夫。所以对这次文稿中提到的那些重要问题，平时都很少注意。看了文稿后，我才结合着翻了一下《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和薄一波的回忆等书，对有关问题有意识地注意了一下。特别是读了韩钢的两篇文章后，我感到自己对这方面问题实在是知之甚少，太缺乏研究。因为文稿中涉及了太多的建国后的高层重大问题，如放弃新民主主义问题，民粹主义问题，三面红旗问题，中苏论战问题，个人独断问题，都是学界争论很多而且已有不少有分量的文章著作了，如果我们在这一篇文章中涉及这么多的重大问题而又不能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或突破，甚至如果还不能达到已经有了的研究成果的水平，那就有些勉为其难，费力不讨好了。”“结合这些问题，我反复考虑，觉得要在目前的基础上改好文稿有相当难度，主要还不是某些文句是否会惹麻烦、是否会刺激某些人的问题（那样的问题好解决，我们办杂志为应付新闻检查保住阵地就长期干这种事），主要还是涉及重大理论问题太多，力不从心。因此我冒昧提出，是否可以暂时把这篇文稿放一放？退一步说，如果要写，是不是把题目缩小一点，不要涉及太多太大的理论问题，以免捉襟见肘，难于应付？如果不得不涉及，也应尽可能地把握目前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并在其基础上有所发挥，并尽可能扬长避短。”
王老师在8月5日晨2时（这是他给我写的信中注明的一个最特别的时间）写来一信，说：“7月29日信悉。你的意见极好，我完全同意。你的信我读了三遍，认为很有道理。……文稿还是应该放一放。”
这篇文章的写作暂时搁置了，但是王老师的大脑不会休息，尽管他自嘲是“保命第一，‘保先’第二”，但他实际上是研究第一，思考第一，他是没有什么休闲娱乐生活的，他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不停地思考“文革”研究方面的问题。
2005年10月5日，他来信说：“我还没有修改那个稿子，准备几天后动手。我想回答文革的几个问题。当然要缩短战线，力求集中。国家的情况不是太好，也使我定不下心来。”
10月29日来信说：“那篇文章，我还未动手修改，忙于读书和一些俗务，懒得改，没有信心改好。……我想把这个重担子推给你。你能改好。”“有一个想法可供参考。毛在文革中有一条语录：两条路线斗争是从建国初期开始的。（王力说毛在1966年12月26日接见他们时讲过这句话）这使我想到，毛发动文革，是想算建国后十七年的总账，反击在十七年中反对过他的人（刘、邓、周、陈、彭等）。毛始终没有放弃乌托邦的幻想。《王力反思录》中有一篇《文革的理论和公社的理论是一致的》可以参考。毛要做翻案文章，用文革翻‘三面红旗’的案。毛对三面红旗念念不忘。毛是一个‘记仇’的人，死不认错的人，刚愎自用，他要用文革的实践来回敬反对过他的人。”
11月6日来信说：“我们的文章，我又想出了一个题目，又写下了一些想法，寄上，供你参考。”“我对你的打扰多多，实在抱歉，不得已也。”“毛抛弃林，还有一个用意：把罪责推给林。毛在‘9•13’后有好几句语录讲到责任在林。”“奇怪的是，毛为什么讲‘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林彪要打倒刘少奇吗？”
他写下的题目是《“文化大革命”三题》，分别为：（一）两个“文革”定义；（二）毛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三）毛为何抛弃林彪？——这是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始终在思考的三个问题。
因陈昭已经赴美国探亲，11月9日，王老师来信说：“我把文章的范围又缩小了一点，成为《毛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三、五日内可以草成。草成后拟请别人帮助打印，打印好以后给你寄上，请你改正。你如尚未另起炉灶，似可不要动手了。”
然而，第二天，11月10日，王老师又来信说：“昨天给你的信，作废。”原来是昨天下午他所在的单位传达了“一系列文件”，规定他们军人：“严禁在‘国外’、‘境外’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严禁与‘国外’、‘境外’人员交往。据此，我已正式通知卜伟华同志：我撤销为《二十一世纪》写稿的承诺，我表示深深的歉意。”“我求你写一篇给卜伟华，让他能够交账。在年底前写成即可。题目只要与‘文革’有关即可。我个人认为，‘文革’发动的原因还是值得一写的。”对那些规定，“我很惆怅。有人问：这与宪法是否一致？我不尚这类空谈。有权就有理，我必须执行。上面还说，对国家大事不要说三道四，我更感到难以做人了。我感到窒息。”“在网络时代，竟规定不许与‘境外’、‘国外’人员交往……真叫人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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