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蜀:人生有幸遇良师——怀念王年一老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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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闻社 北京时间：2007年10月18日22时29分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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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11月初，他出了一趟远门，由老伴和儿子陪同去上海，与50年未见面的老战友聚会。我就在他外出期间，在他写的初稿基础上，又认真查阅了一些书籍和资料，改写完成了《“设国家主席”问题论析》。
1998年12月6日，他收到我寄去的改稿，来信说：“尊稿已读，写得很好，我很满意。（我改了个别错字，删去了加在‘林彪’前面的定语‘直接参与过诬陷和迫害刘少奇的’）我认为就可以投出。”
随后，他把稿子投给了一家当时较有影响的党史期刊。
12月24日，他来信转告一位朋友的话说，该杂志“收到了你们的稿件，感到很好，是‘重磅炸弹’，但是不敢用。”他说，该杂志“还未退稿，想来他们还想再努力一番。一堆文人，大概是无法可想的。”
1999年1月16日，他来信说：“‘论析’还无任何消息。”某杂志“既不敢用，也不说不用，就这么拖着。他们可能还在努力中，也许会复印给几位顾问大人（确实是大人）或有关方面看，争取支持。兹事体大，一时不敢定夺，也是可以理解的。现时中国，又有什么好办法呢？”
他在这年5月1日的信中说：“‘论析’的署名，你的大名应该放在前面，千万千万改动一下。”大概是怕引起误会（以为他不敢带头承担“罪责”），又特地说明：“我不怕什么。理应如此。”
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此文始终未能在国内公开发表，只是由一位书商通过“第二渠道”发到了一期杂志的增刊上。但是此文在海外却引起了重视，先是在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的《华夏文摘增刊》224期（《文革博物馆通讯》70期）上发表了，然后相继在台湾大学政治学系《中国大陆研究教学通讯》2000年9月（第40期）、11月（第41期）等期连载，在美国普林斯顿《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第一期发表。以后又收入了丁凯文主编、明镜出版社出版的《重审林彪罪案》一书。
第三次合作
2002年6月9日，王老师来信说：“近来懒得写东西，这样下去不行，还想再写一点。”
不久，被定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去世了。8月3日，王年一老师来信告诉我：“刚才去参加了邱会作追悼会。到会者约有2000人，室内室外挤满了人。……我在会上见到了林豆豆和张聂尔。如此大热天，这么多人到会，可见民心所向。”张聂尔是军内一位高产的女作家，著有《风云“九•一三”》等书，王老师在信中曾多次对她表示赞赏。
邱会作的死，大概对王老师抓紧研究林彪一案起到了促进作用。9月9日，他来信说：“近一个月来，我在翻看手头有的关于林的资料，真感到林案是一大冤案。我准备写点东西，正在酝酿中。”
2002年11月12日，他来信告诉我：“今日，《林彪座机坠毁探源之一》作者陈昭同志来访，晤谈甚欢。”陈昭曾经是空军的干部，他对研究“文革”中的林彪事件有很大的热情。不久，陈昭就应王老师之请参加到了我们的合作中来。因为陈昭也使用电脑，我和王老师之间的联系，特别是文稿的传送、修改，就方便得多了。
2003年4月20日，正值闹“非典”期间，王老师来信谈到了一些思考：“林、毛的分歧，集中地表现在九大政治报告问题上。此事你似乎还可以写一写。九大后，毛步步紧逼，以中央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为最典型。毛南巡则表明毛要动手了。”
因是“非典”期间，他“终日足不出户，颇不自在，电视剧倒看了不少。”在这种情况下，他继续深入思考林彪问题，在5月10日来信中说：“我在1996年，在当代所举办的讨论会上有一个发言，当代所当时印发了我的发言（发放的范围很小），兹寄上一份，请你批评。”“我发言时，汪东兴、邓力群、马洪在场。他们没有开口。我讲到最后‘老红军’时，哽咽难言。”
王老师说的是1996年10月31日他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其中他讲到：“在‘文革’的背景下，林彪集团做过很多坏事，积怨甚多，但是把它定为‘反党集团’或‘反革命集团’，似乎可以再议。”他还对“文革”中加到林彪头上的三大罪名（庐山会议上“抢班夺权”；《五七一工程纪要》搞反革命政变；“九一三”叛逃）都分别提出了质疑，明确表示：“黄、吴、李、邱与林彪无非是上下级关系。他们四人没有参与《五七一工程纪要》，没有叛逃，为什么要定为‘反党’、‘反革命’呢？”他在发言的最后“哽咽难言”说的是这样一句话：“上述几人，林、黄已死，吴、邱、李生活困难。我对这几位老红军，一洒同情之泪。”
2003年7月18日，他来信告诉我，他想办法搞到一本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已读完。我个人认为，高文谦还是相当严谨的。此书的矛头对准毛，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他在12月9日信中又说：“我个人对《晚年周恩来》评价很高。……我认为此书的最大缺点是对林不公平。”
看来高文谦的这部书也成了促使他加紧写作重评林案文章的动力，就在2003年12月9日的信中，他告诉我：
“我又写了一篇，题曰《风刀霜剑紧相逼——毛、林交恶解析》，已交陈昭兄，请他核定和修改。他打好后会发给你，再请你修改和发出。此文分这样几个部分：（一）林在文革中属于观潮派、逍遥派；（二）‘九大’政治报告的风波；（三）所谓‘八月逆流’（姚文元在日记中说，毛认为林等在二中全会的表现为‘八月逆流’；（四）鸟尽弓藏，兔死狗烹。重点在第四部分。”
2003年12月15日，王老师又通过他儿子用电子邮件给我发来一封信，说：
“拙作《风刀》……请您大力修改和丰富之。在毛整林的用意中，似可突出‘嫁祸于人’一点。毛看出文革不行了，急于找个替死鬼。这个‘鬼’，客观上说以林为最合适。‘9•13’后，从毛的不少言论中，都可以看出这一点。”“在拙作的第一部分，似应讲到《‘571工程’纪要》。《纪要》的本质是反文革。无法断定《纪要》是林授意所作，但其中定然有林的思想，某些论断不是林立果这类毛头小子所能作出的，只有像林这样对毛有较深研究的人才能作出。”
我收到陈昭发来的文稿后，读了几遍，感到在一篇文章里提出的问题太多，显得有些庞杂，其中有些问题又论述得不深不透，有的（如“九大”政治报告问题）还缺乏充足的资料，因此提议将文章分成两篇，一篇专门讲林彪在“文革”中那种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身份，一篇重点讲“九一三”事件是在毛泽东步步紧逼下使矛盾激化而发生的。
王老师完全同意了我的意见。于是，我就将原稿删去一些内容，一分为二，重新作了补充和改写后发给陈昭。
2004年2月9日，陈昭发来经王老师改过的稿子。我又作了些修订和推敲。
2月17日，王老师来信说：“认真读了你的改写稿，我非常满意。我向老陈说了，他一定已经告诉你。”接着，他转述了一位新四军老干部对他讲的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弄权术的几件事，然后写道：“我问这位老同志：这是你的看法还是大家的看法？他说，这是一般的看法。我就想到毛是一以贯之。我们的稿子，没有委屈他老人家。老人家只讲利害，不计其他。”
这两篇文章自然也未能在国内公开发表，还是在海外发表了，并收入了丁凯文主编的《重审林彪罪案》一书。
在写作这两篇文章中，有一次我曾向王老师请教：应该怎样看待林彪在“文革”中也做过坏事的问题？王老师大概对这个问题已经思考多时，回答得十分简明扼要：在“文革”中担任领导职务，不可能不做坏事，只看做得多还是少；林彪在“文革”中基本上不做事，所以他做的坏事最少。
后来我反复品味王老师的这个说法，觉得确实是一针见血。回头审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诸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在“文革”中有几个的手是干净的？真正干净的，除非是早早地就被打倒并关进了监狱，他才没有机会参与一次次的整人害人、祸国殃民运动，不过还得有个前提：他在监狱里没有给专案组写过诬陷他人的材料，否则，他的手仍然不干净。
未完成的合作
在2004年初那两篇文章完成后，王老师又为再次合作想出新的题目了。他在5月12日来信中说：“我想写一篇《两个‘文革’定义的比较》，一个是胡乔木在《历史决议》中下的定义，一个是王力在《王力反思录》中所下的定义……”
王老师所说的“胡乔木在《历史决议》中下的定义”，指的是由胡乔木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这一段话：“‘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第一版第25页）
王老师所说的王力给“文革”下的定义是：“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带着封建迷信色彩的，具有无政府主义性质的农民（小生产者）运动，因而具有极大的盲目性、破坏性和倒退性。”（《王力反思录》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第329页）
王老师在信中说：“我想抓住两个问题做文章。胡乔木说‘（毛泽东）为林彪和江青所利用’，太讲政治实用性了，不太符合事实。汪东兴在接受苏采青采访时说过：毛一生英明，明察秋毫，从不上当受骗。”“说毛为林、江所利用，并无根据。‘文革’的‘伟大战略措施’都是毛作出的，无一是林、江作出的。江文在特别法庭上反驳江青的讲话，值得推敲。林、江在文革中确实做了坏事，但都是在毛的‘伟大战略部署’下作的。‘文攻武卫’也是响应毛的号召。毛要武装左派100万，才有‘文攻武卫’一说。至于抓个保姆，抓个厨师，只是小打小闹，并不决定文革的走向。江在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做了不少手脚，但是打倒刘是毛下的决心，不能归罪于江。”“王力的定义，最可贵之处是突出了‘封建性’。可贵有二：一、‘文革’确实充满了‘封建性’；二、在小生产汪洋大海的情况下，才会有‘文革’和文革中的种种举措。只有在极不民主的条件下，才有文革和文革中的种种活动。”“以上只是一点点想法，我还没有细想，先贡献给你。”
这年8月，丁凯文主编的《重审林彪罪案》一书由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入了王老师1996年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学术研讨会上他率先公开对林彪一案表示质疑的那个发言，收入了我们合写的几篇文章。此书的出版，对重新评价“文革”中的林彪问题，澄清历史真相，起到了推动性的作用。王老师非常高兴。
8月27日，他在信中再次提出：“最近考虑，我拟再写一篇《评〈历史决议〉关于‘文革’的定义》，正在准备。如能写成，当奉上初稿。是一篇评论文章，但要得到很多资料。”“我们似应向‘文革’方面扩展。‘文革’的账，至今没有清算，贻害无穷。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路要一步一步地走，我们也只能一点一点地去做。总比不做好。我们现在有一个小小的合作集体，我很珍视这个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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