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网络封锁看如何进行有效地维权-专访著名维权人士卫子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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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闻社 北京时间：2007年10月30日01时18分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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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网络封锁看如何进行有效地维权
------博闻社专访著名维权人士卫子游
记者：中国目前网络封锁的情况，有无缓解? 产生这种情况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卫子游：网络封锁的情况，这几天格外厉害，虽有新的破网软件问世，但用两三天后就不大管用了。网络封锁加剧，直接原因我认为应该是中共加大了封网的投入，人力方面和财力方面的投入，应该是都加大了。现在中共财大气粗，用人民的钱封人民的眼耳口，还要挂个“维护国家安全”的招牌。深一层的原因，应该与奥运有关。天下所有的独裁者都有差不多的爱好，特别爱面子，奥运与人民的生活关系不大，却直接关系到中共的体面，所以，他们特别想办好奥运，害怕国内外通过网络实现互动，出什么意外。当然，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中共的独裁专制，要长期保持一党专制，就必须愚民，如果大陆网民全都能自如地上海外网站，能看到一党专制在世界上成了过街老鼠，还怎么维持统治？所以，他们就要封网，堵住人民通过网络自由获取信息的管道。
记者：什么是有效的维权方式?
卫子游：权利是多种多样的，每个人的生活需要和利益诉求各不相同，权利遭到侵犯的情形也各各不同，这就决定了维权的方式必定是多种多样的。也只有多种多样，专制政权才不好对付。如果一样了，反而好对付了。在当前，比较有效的维权方式，可能是直接针对受害人的利益，也就是经济和社会权利方面，与当地政府实现比较良性的互动，也就是尽可能避免摊牌。因为权利受侵犯的一方，通常都是弱者，手里掌握的资源有限，对抗如果尖锐化了，结果就可能非常不利。中国的民众受强权欺侮时间太久，敢于挺身而出维护权利的人本来就不是很多，维权要走向大众化，就必须有成功的例子，如果全是受打压的例子，非常凄惨的结局，固然对当局的形象是严重破坏，对当局的道义资源也是严重损伤，但也间接让有志于维权者胆寒，不利于维权的扩大。
记者：对于保证维权当事人安全的问题，您有何建议?
卫子游：这个问题，事实上上面已经回答了一部分。维权当事人安全的问题，只能说是尽量避免，没有万应良方。维权，是帮助弱势者对抗强势者，是向权势挑战，在专制社会里，选择这样作，本身就有风险。正因为有巨大的风险，维权者才显出价值非凡。若说有什么建议，我想，那就是尽量多与当地政府接触，与对政府有监督职能的人大、政协、纪委等部门，以及这些部门的上一级机关进行一些接触，尽量与当地有一定声望的社会人士沟通，利用社会舆论来杯葛侵权的强势的一方。强横在任何人心中都是不好的，即使身在政府机关中的很多人，其心中对这些人和事也非常反感，维权者如果孤军奋战，成功的几率极小，但如果能调动社会舆论支持自己，作些策应，岂不是增加了成功的几率？
记者：怎么实现维权由精英化向平民化的转变? 当前中国的维权状况属于精英化还是平民化?
卫子游：人权是平等的，无分精英平民。权利受侵犯是每一个公民的事，不可能只发生在精英身上。相反，精英还可能因为受精英身份地位的某种保护，权利受侵犯的情况发生得要少一些。维权如果存在某种程度的精英化趋势，那也是因为具有维权意识的人目前还只是少数，还没普及到平民。任何新事物，都有一个由少数精英发明发现，然后逐渐普及到公众中去的过程。维权平民化的成分不高，应该与维权在中国普及化程度不高有关，倒不一定是精英把持了维权的缘故。精英维权目前更多是起榜样的作用。既是榜样，就必须格外注意维权的成功率。维权是做实事，主要通过实际事例教育身边人，在当前国内媒体普遍受管制的前提下，如果过于追求维权的政治意义，在当前国内的环境下，是不是会出现负作用大于正面作用的效果？我认为维权必须注意策略和方法，不要过于看重在媒体上的影响，特别是海外媒体上的影响。这种影响越大，对地方当局的压力也就越大，维权失败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个时候，本是权利的侵犯者，是不稳定局面制造者的地方政府，可能会摇身一变，反而成为地方稳定的维护者。
记者：怎样看待职业维权者?
卫子游：目前中国有没有职业维权者？我希望有，但感觉即使有，人数也相当少。这部分人据我所知，主要靠一腔热血，靠道义义务维权，目前大概是不靠维权谋生的。比如郭飞雄，帮助太石村维权，但并不从太石村取一分一厘，不靠维权所得维持生计。若说律师，律师堪称职业维权者了。但律师服务是收费的，这是国际通例。律师靠这个养家糊口，收点钱合理合法。其他维权人士在调查取证中收取费用是否合理，必须以当事双方决定的合同为准，只要有合同并履行了合同，这就是民间契约行为，警察的任何干涉都是非法的。公民有权利决定自己的钱怎么用，用来干什么，不用警察来干涉。
记者：您提出维权者要做裁判,不做运动员。为什么要这样定位？二者在维权效果上有何不同?
卫子游：确实，我说过这个话。但说这个话的具体语境我记不大清楚了。现在想来，这话的针对性应该比较强，可能主要是针对像郭飞雄、高耀洁、陈光诚这样的维权者。这些人与律师有所不同。这些人的角色在目前，更多的类似于维权导师，肩负的是教育民众，也教育官员，是把维权的方法教给更多的当事人，同时也把人权不可也不应侵犯的观念传达给官员，起的主要是唤起民众起来维权的作用，是近似于维权发动机的作用。由于没有律师的身份保护，这些人的安全更加没有保障，风险相当高，当裁判员比较安全一些。如果鼓励他们当运动员，极可能没几天就把自己给送进牢房里去了。这些人是维权界的精英，是铁肩担道义的英雄，我们有责任保护他们。郭飞雄陈光诚被关进牢房，是维权运动的巨大损失。律师是为当事人说话的，其身分必须是运动员。如果律师做裁判，就是当起法官来了，也就违背了职业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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