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金燕：泰 国 手记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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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闻社 北京时间：2006年10月24日21时29分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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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泰国本地饭菜偏甜偏辣。但在泰国饭馆选择很多，各国口味都有，不贵，花样多，你总能找到美味的食物而且价钱适中。更不要说街头小吃了。无论什么时候去市场，我都能看见人们在吃饭。Focus的志愿者G说，传统的泰国人，早上吃一顿，上午吃一顿，中午吃一顿，下午吃一顿，傍晚吃一顿，晚上九点再吃一顿。一整天，他们的胃都在嚅动，不过每次饭菜的份量并不多，所以还是不长胖。我猜测，也许就是少食多餐的养生之道吧。
今天大吃一惊，发现竟然连上课的老师都穿着拖鞋。换句话，鞋子衣服怎么舒服大家就怎么穿。两个地方除外：皇宫和寺庙。一定要穿长裤，正式的鞋子和盖过肩膀的上衣去皇宫和寺庙。这个周末孤儿院的负责人没空，于是约好了14日再去，礼拜六就可以好好地参拜皇宫和寺庙了。
Friday, October 7, 2006 Thammasat大学学生起义30周年纪念
中秋节快乐！越南和韩国，也过中秋节。Kim Hoa说越南的中秋节，小孩子们戴各种各样的面具跳舞。原计划大家晚上一起去中餐厅吃饭，因为接到通知，Thammasat大学举办纪念学生起义30周年活动，晚上有音乐会和展览，于是决定和泰国的朋友先去Thammasat大学，再去唐人街，Ben是本地人，担当向导兼翻译。
1976年军事夺权，10月6日，警察和右翼分子在Thammasat大学杀了一百多名在册学生，还有许多不知姓名的人被杀，18位学生被投入监狱。进入校园大门，首先看见展板四周堆放了许多花圈，很是凄美，展板上的照片，大多悲壮得叫人要流泪。可是参观的人并不很多。Ben说许多人都忘记了1976。走到学校操场，人们零零散散地坐在草地上，其中连着校道的地方，大概有三四十人围着观看一个反对2006年9月19日政变的活动，其中一人行为艺术表演筹款，另一人在他身后用话筒大声地演讲。据说这一晚在Thammasat大学反对政变的人都穿黑衣服来参加这个活动。现场穿黑衣服的人并不多，20人左右。Ben说这些反对政变的人，大多是Thaksin的支持者。
到学校小广场露天音乐会现场时，和翻译Ben走散了。不懂泰语，听见歌声时而低沉时而高昂，听众大概有一两百名。广场上还摆了其他摊位，有Action Aid Thailand（泰国行动援助），有People Network Against Corruption（反腐败人民工作网），有现场作画的画家，还有当年被禁书籍的展览，以及出售各种各样与共产主义有关的文化产品和1976年10月6日学生起义30周年的纪念品。我看见了Che Guevara（切•格瓦拉）、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周恩来、胡志民、除了红五星，还有蒋介石。一个略懂英语的志愿者说，除了演讲、宗教仪式、还有研讨会、颁奖会和Opera（我猜应该是本地的传统戏剧演出吧）。
第二天看报纸，《曼谷邮报》用“TRT figures fail to attend ceremony”的题目报道了Thammasat大学的纪念活动（TRT是Thaksin在位时领导的党派）。许多当年的学生活跃分子都没有参加30周年纪念活动。未参加纪念活动的当年的学生活跃分子而今不少是Thaksin政府重要成员，他们被指责“自称坚持了十月理念，但是实际已经远离为社会公正奋斗和保护民主的精神”。Thaksin政府被指责为和1976年的专政政府并无大差别，因为他们同样完全控制权力。尽管一些先进的民主团体认为9月19日的政变是泰国民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倒退，Nichapat女士，1976年学生起义的活跃分子说她“宁可要政变，也不要Thaksin政权”。另一名当年的学生活跃分子说“一次政变是否能被接受，关键在于政变的目的”。
《曼谷邮报》还报道Thammasat大学学生起义30周年活动中，一位被谋杀的环保活跃分子Charoen被“10月6日烈士亲属基金会”授予 Kon Tula荣誉，以表彰他的“勇气和牺牲”。Charoen是一个环保活跃分子，分别于1995年2002年成功领导了反对两个建立煤火发电站项目的运动，2004年7月21日被谋杀。Kon Tula奖每年10月6日颁发给一位为了保护公众利益却牺牲了自己的工作、生活甚至生命的社会人士。Kon Tula奖认为Charoen通过保护他的社区不受环境威胁的行动，使十月民主斗士拒绝向不公正投降的精神永恒；Charoen的抗议行动是地方和国际社会的一个巨大成功，使得泰国进入了一个使用对环境有益能源的时期；而从国际层面来讲，这是全世界第一次迫使煤火发电站项目取消，减轻了对全球升温的威胁。Charoen的妻子Korn-uma出席了颁奖现场，她说许多“十月人”不但忘记了他们的理念，而且背叛了十月精神，因为他们在Thaksin政府下为腐败的政客服务，甚至有些人和利益集团合作迫使我们接受建立发电站。她说Charoen死并不是毫无意义，要从蜕变的“十月人”身上吸取教训。
当Thammasat大学的志愿者知道我是从中国来的时候，马上向我提起1989。我无语，什么时候，国内的大众媒体也可以像泰国一样公开地讨论这些问题呢？是非对错难以说清，公开惨痛的流血历史，依旧能给活着的人们一个提醒，能给死者的亲友一个安慰。惭愧的是，像我这样出生于1983年10月的人，尽管接受了国内名牌大学的教育，可对中国当代史知之甚少，直到2003年SARS期间翻译文章时，才第一次真正明白赵紫阳先生为何人，才知道来北京念大学临行时爷爷说的“遇上运动马上请病假回家”的真正含义。到后来，尽管有了便利的网络工具，我对现代史的理解还是支离破碎。沉默啊沉默，带来的，不仅仅是淡忘，还有新成长起来一代对历史的无知。
Monday October 9, 2006 生日许愿——不再有屠杀
跨入23岁了，今天我生日。我们十个人在餐厅吃饭，餐厅除了星期一其它日子都有演出。晚上七点四十五，餐厅小姐为我播了一首生日歌，祝我幸福健康。我快乐得无法言语。
连续几日轻微失眠，只能依赖大慈大悲的佛音平静心灵。在Hoa的房间看了她工作和生活照片，听她讲越南的故事。Hoa在乡村做发展工作，农村很穷苦，但是人们和山山水水都美丽。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我不想再回大城市北京了。我被自己的想法吓住了，坐起来对着镜子看自己，乌黑头发下脸色苍白如同幽灵。我想自己儿时的家，我无法控制自己对山水迷恋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可是，暂且不说丈夫是否愿意离开北京，那些国保会放弃骚扰我们吗？胡佳说，只要是中国这块土地上，国保的行为就不会有改变。我对Nicola说：在北京国保包围下我自己的家，我却感觉无家可归。我和其他人一样爱自己的国家，祖国掌权者却试图奴役我们这些人民。
晚上做梦橘子满地跑，和着鲜血。因为临睡前读了《1973年10月14日-1976年10月6日：曼谷和Tongpan的泰国东北部》（英文书名“14 October 1973 - 6 October 1976: Bangkok and Tongpan's Isan”，书前半部分讲73年10月-76年10月曼谷发生的政变、学生运动和屠杀，后半部分主要讲泰国东北部地区贫困农民的生活。Tongpan是一个农民的名字，后来拍成电），其中有一个关于橘子的故事。但愿看过这个故事的人们，都祈愿和平，再也不要有杀戮。
吉拉是一个在读文学硕士学生。10月14日那天，他和他的儿子一起出去买玩具、衣服和食物，他回到家里，给孩子洗了澡，并且和他幼小的儿子一起听收音机……他不相信收音机里报道的孩子们正在发起暴乱并强制进入夺取Chitralada皇宫。吉拉起身穿衣服要出去，他幼小的儿子哭叫着跑来抱住他，恳求要和他一起出去。当吉拉到了学生聚集的地方，他给Changkon假日学校的学生们发橘子，叫他们不要再往前走，不要和士兵们起冲突。他向学生要他们的旗帜，说他会自己亲自和部队的人说……
吉拉扛着旗帜朝包围他们的坦克部队走去，当他走进的时候，他大声地喊：
“士兵们！不要朝学校的孩子们开枪！他们没有武器！他们是和你们一样的泰国人！泰国士兵们应当保持冷静！请相信我吧！”
当他说话的时候，那些士兵们正准备射击。
吉拉继续往前走，士兵们命令他停下来，并威胁说如果他继续往前走，他们就开枪。但是吉拉大步往前走，大声呼喊：“镇静！不要伤害我和孩子们，我是和平的，我满怀好意来这里。”
他一边说一边从包里拿出橘子让士兵们看，并且似乎准备扔给士兵们吃，他呼喊：“镇静，保持冷静！如果我们对话，我们可以解决问题的。吃一些橘子吧，你们会感觉放松的。”然后他把橘子扔给士兵们。就在这时候，M-16自动来福枪呼啸了，吉拉倒在地上。他的腿抽搐了三次，然后停止了移动。他的鲜血围绕着他的身体漫延开。一个年轻的学生，用吉拉的鲜血染红旗帜。
心很痛，如果他不朝士兵们扔橘子，如果他只是停下来和士兵们远远地说话，也许他能推迟士兵开枪，也许他还能活着把他幼小的孩子抚养成人，也许……可是，吉拉是用生命在呼喊和平，他迫不及待地朝理想中的和平奔去，正是因为他相信，士兵也是向往和平的泰国人……枪，多么糟糕的一项发明！从来，它都是伤害生命，现在它又伤害了一个奔向和平的美丽灵魂。
Thursday October 12, 2006 中国的劳工及组织
来自南非的Patrick教授，在课堂上展示了许多南非民间运动的作品。其中有南非民间活跃分子反对中国廉价劣质商品运动中所用的反讽T-恤，上面写着中英文“Proudly Chinese骄傲汉字”。
中国商品泛滥世界市场，冲击许多国家尤其发展中国家、贫困小国的经济。如一些国家的市场本土商品已经消失了，更谈不上民族工业的发展。常常外表无差异的产品，发达国家的高档市场上可以高价获取优质产品，而发展中国家的平民市场上却充斥着超低价低质量甚至对身体和环境产生危害的商品。我们中国国内市场的平民市场，也面临一样的问题。通过产品和价格分级，厂家在追求工厂主利益最大化，却让社会和环境承担工厂生产的外部成本。跨国公司在这个问题上扮演了很糟糕的角色。来自各个国家的投资者，选择了中国这块土地投资工厂，以获取最低的生产成本和最高的产出收益。跨国公司除了利用中国与发达国家在工业生产环保标准法律方面的差异，还钻了中国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的空子，但导致工厂生产成本低的最大因素，还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市场。
2001年-2005年我在大学学习经济学的期间，多次参观深圳周边地区工业区的出口商品加工厂。当时涉世未深的我完全被工厂的景象震惊了，每当和别人谈起工人的生活现状，我只有一句话：“和马克思描写的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对工人血淋淋的剥削并无差异。”也如同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工人已经完全丧失作为人的有尊严有思想的肌体，他们在现代生产过程中不过是一个细微但又不可或缺的机器零件。我看见工业区的工人们，来自中国的五湖四海，身材却大多偏瘦，脸色灰暗，年龄在20岁上下，平均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没有双倍的加班工资，略有犯错便被扣钱，住在拥挤狭小的双层床宿舍，几乎没有任何辅助生活和娱乐设施，一个月下来普通流水线的工人工资不到600元人民币。小姑娘J原本是水灵灵的漂亮女孩，初中毕业用假身份证来到深圳打工，2年了从来没有走出过工业区，更不知道深圳市长得什么模样，由于常常加夜班，脸色蜡黄；Y原本是妈妈的心肝宝贝，初中毕业后就到深圳的一家鞋厂打工，她相信鞋子有毒：“虽然工作不到一年，可是由于天天和那些原料打交道，怪味刺鼻，呼吸非常难受，手上也经常长疮。”这些从外地来的工人要非常小心，不能生病不能工伤，否则会被工厂主赶走，连回家的车费都不一定能挣够。而这些来自日本、台湾、香港、美国、法国……以及中国本地的工厂主，年年扩大生产规模。现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50,000,000名从农村来的劳工，有多少女性和儿童成为取代男性的廉价劳动力？他们创造了多少利润？又做出多大的健康、家庭、经济和其他方面的牺牲？他们获得了多少收益？春节前爬上高楼以跳楼威胁要求发工资的农民工逐年增多，又说明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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