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苗:我们的行动就是我们的思想，思想和行动水乳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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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闻社 北京时间：2006年10月27日23时41分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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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运动的思想史意义（提纲）
陈永苗
我们的行动就是我们的思想，思想和行动水乳交融
一、维权运动是启蒙运动的政治成熟。
维权运动是启蒙政治转化为专制的内在痼疾的自我克服。启蒙内在地诉诸于革命，当被“堤坝”阻挡时。而启蒙革命天然是以自由平等为旗号的革命，并且以终结革命为目标的革命。非以自由平等为旗号和以暴制暴为目标，不足以唤起革命。这样的革命，其终极目标无所时不都要求在具体的革命步骤中在场，被体现出来，被显现出来，革命本身作为手段及其步骤和策略，与终极目的之间，往往存在冲突。革命看起来是自反性的，反讽的，不稳定的，变幻不居的。革命形成的政权和国家权力是暂时的，例如孙中山的训政说和毛泽东关于共产党死亡的想法。
启蒙革命并没有彻底地让终极目标在场，而是手段成为目的将终极目标驱除出去，虽然自反性的，反讽的性质还在，但变为稀薄，被阻挡在门外。维权运动就是彻底地让终极目标在场，是启蒙运动的自我克服，对启蒙政治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的解决（参见我的《民族国家宪政下的宗教自由》）。合理的，必将存在。启蒙精神是合理的，在维权运动中存在出来。
二、维权运动重建公民社会
从基督教到启蒙运动，是一种精神力量的“浮士德之旅”。基督教由社会进入国家，掌握国家权力之后，对市民社会进行建设时，不如伊斯兰教有效。启蒙运动继承基督教的遗志，面对伊斯兰教的功绩的挑战，展开更为不人性的驯服和教化，例如边沁的全景式监狱。共产主义的专制，其背后就是这种启蒙精神，把整个国家变成大学校。监狱就是大学校。
维权运动不仅延续了基督教精神，而且拒绝启蒙政治这种准政教合一，以权利为本位，而不是以公民道德为本位，在保障权利的同时也成就了公民道德。可以说是重建公民社会最好的方法，没有任何副作用。
三、维权运动具有世界历史精神的意义。
宪政爱国主义，是对优良政治体制的自豪。这种自豪是尘世中最高幸福之一，是一种救赎，是一种“政治神学”，在上帝之下，此岸的最高幸福。从康有为的《大同书》和梁启超的民族国家——普世主义开始，中国政治人知道并且渐渐遗忘了这种政治神学。民族国家的建设是肉体的，而以本民族为主人民族担当普世价值使命是灵魂的。新左派的文化政治，不外乎从天下观念中寻找民族国家——普世主义中普世主义的本土资源。表面叫做文化政治，其实不然。
作为主人民族，尤其是成功的，从来没有推行文化政治而获得胜利的，从来是以共和、自由等普世价值为使命的。当然普世价值与民族价值是一致的。美国自豪的地方，是其优良的立宪政体，尤其是可以理性和平地对政府进行替换。
从第二点可以知道，启蒙运动并没有完成公民社会的建设，而维权运动正是公民社会的建设的康庄大道。因此，立宪帝国的“政治神学”，美国的自豪之处在于理性和平地对政府进行替换，中华民族要成为主人民族，超越美国的契机就在于维权运动。所以说维权运动具有世界历史精神的意义。
四、从代表到契约的运动
就知识分子/民众的关系来说，启蒙运动并没有解决上智下愚的主奴关系。从中国有了政治社会以来，也从来都是有代表权的知识分子，在强化其主奴关系。如此的结构，不可能为万世开太平。维权运动，世纪学堂有个网友说，是几千来出现的崭新社会结构。至少从知识分子/民众关系来说是如此，是根本性的知识分子/民众关系变革。我在2004年的《少一些立法者，多一些维权者》中认为，维权运动把原来的代表变为社会契约。社会契约是委任的，是平等的交换关系，类似美国政府进行和平理性的替换。法官是代表的，律师的契约的，当事人不满意可以替换。维权运动和律师是一致的，是委任的。代表和委任，是自由和专制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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